什么是同性恋电影成功的秘诀?

同性恋题材曾经长期是电影创作的禁区。比较而言,欧洲对同性恋电影更加宽容,最早的女同性恋电影是德国拍摄的《穿制服的女孩》,之所以在后世广为流行,还得归功于七十年代一批女权者的热心推荐。不过那个时候银幕上的同性恋者多是刻板印象,比如男人女性化,女人男性化,而且结局大多悲惨,现在年轻人不太爱看了。

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同性恋平权运动开展以来,同性恋电影明显增多。一些电影节还设置了同性恋栏目,例如戛纳国际电影节有酷儿棕榈奖,威尼斯电影节有“断背狮”单元等,并且出现了独立的同性恋电影节。本来只是小众观看的影片,如今频繁出现在各大主流电影院,在众多电影节中也频频获奖,这充分说明同性恋题材在社会中已经逐渐被大众所接受。


不过也有人指出,在主流社会大受欢迎的同性恋电影,大多有个共同点,即不强调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差异,而是致力于告诉观众,同性恋和异性恋一样,都渴求爱和亲密的关系。据称这是同性恋电影获得成功的秘诀,既讨好了观众(便于他们理解和接纳),又促进同性恋社群的发展(通过增加其可见度),可谓是一箭双雕。


早期的同性恋电影会用一些奇怪的拼贴手法,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影像风格,借此来反映酷儿亚文化族群对异质文化的解构和自我亚文化的建构。后来随着电影产业的发展,同性恋电影逐渐转向商业化,开始刻意去迎合异性恋观众的偏好,放松了艺术上的追求,同时也导致它对传统性别观念的挑战性日益减弱。


正是在这一背景下,出现了新酷儿电影的概念。这类电影大多是实验电影,在技术上力求创新,但比较晦涩难懂,缺乏通俗的故事情节,不但在市场上难有销路,还经常被同性恋电影节拒绝。可是导演Jim Hubbard却坚持认为,实验电影的艺术形式更能诚实地表达同性恋者的生活体验,远胜于以叙事为主的商业性电影。


为了提升这类影片的影响力,Jim Hubbard在1987年与人一起合作创办了纽约酷儿实验电影节,专门为这类影片提供播放空间。酷儿电影节除了做影展以外,平时还通过巡回展示、社区观影与工作坊,向公众呈现性少数社群的真实形态。同时也借此机会培养青年导演人才,以确保酷儿实验电影后继有人。


电视剧与电影不同,它更少追求纯粹的艺术性,而更多在走市场路线。于是,已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的同性恋社群的期待、普通异性恋公众已被培养起来的审美偏好,使得同性恋情节在剧中有越来越多的体现。去年美国电视剧最高奖项艾美奖(Emmy Awards)提名和得奖的就有不少这类题材,如《透明家庭》、《女子监狱》等,因此还被媒体评为“史上最腐的艾美奖”。


长篇美剧里的角色是多元化的,这是编剧必须做的工作。如果有政治不正确,就可能招致观众的质疑。例如《实习医生格蕾》中的某个演员就因讲了歧视同性恋的话,被观众要求道歉、消失。今年新推出的美剧《Sense8》更是集中体现了政治正确的理念,8个角色有男有女,分明来自美国、欧洲、东亚、印度、非洲和拉丁美洲,包括异性恋、同性恋和跨性别,可谓是八面玲珑。


这种多元化呈现是否反映现实呢?从人口比例来说也许是的,有一种说法是同性恋大致占据人口的10%,所谓的十分之一,保守估计一般也在3-5%,所以在一个大型电视剧中如果不出现一两个同性恋,反而是不正常的,涉嫌构成一种隐性歧视。不过,现实中的同性恋可能并不如屏幕上那么光鲜亮丽、生活丰富多彩,而有着许多无奈的、琐碎的痛苦。


可以说,西方电影中同性恋的形象实现了从边缘走向主流,而且边缘也没有因此而衰败,仍然有不少人在那里努力,培育、酝酿着自己的新生力量,等待有机会与资本社会进行博弈。基于个体身份或者人生理想,他们选择跟性少数社群站在一起,推动平权运动的发展。当大多数人处在被消费控制整个生活的境地时,这样的抗争显得难能可贵。


通常情况下,如果你是某个身负污名的社会团体中的一员,你就可能通过建立一种与主流相对抗的身份(即对抗性身份)来对负面的刻板印象和歧视做出积极反应。然而当同性恋成为普通公民,甚至因为政治正确而被人小心翼翼地保护时,该身份的对抗性就失去了。只有继续呆在边缘,才有可能形成新的吸引子,引发大规模的批评运动,持续推动社会变革。


同性恋学者、导演崔子恩曾这样写道:“自甘边缘,便是自诩前卫。我们从核心向边区跑,而且是被迫的。那个核心正在坏死,我们逃出来,在边区找到一块坏死得不那么厉害的新地方,寄居下来,然后再逃向新边缘。”这大概是酷儿电影努力要将自己与(主流)同性恋电影区分,坚守在边缘的真实写照。


反观中国,情形似乎更简单。由于主流意识形态不兼容同性恋议题,影视剧中的同性恋、跨性别形象大多是在打擦边球。也正因为此,同性恋导演不用将太多精力用于跟资本对抗,尽管资本塑造出来的同性恋形象更受欢迎,但在抵达目标受众时就已遭到挫败。然而它面临着更大的难题,即如何面对日益严苛的审查制度,这可能导致它被迫滞留在边缘,永远没有机会进入中心。